1 月 14 日,一項旨在為美國加密市場建立規範的法案——《CLARITY Act》,即將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迎來關鍵性投票。就在產業即將迎來突破的前夜,Coinbase 創辦人暨執行長布萊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宣布,公司將全面撤回對該法案的支持,理由是「一部糟糕的法案比沒有法案更糟糕」。
消息一出,立即在產業內引發震撼。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Coinbase 的對立面幾乎聚集了產業內所有其他重量級玩家。
創投巨擘 a16z 合夥人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認為「現在正是推動的時機」;支付巨頭 Ripple 執行長布拉德·加林豪斯(Brad Garlinghouse)表態「明確勝過混亂」;競爭對手交易所 Kraken 聯席執行長阿爾琼·塞西(Arjun Sethi)則直言「這是政治決心的考驗」;就連一向捍衛去中心化原則的非營利組織 Coin Center 也表示,法案「在開發者保護方面基本正確」。
一邊是產業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另一邊則是曾經的重要盟友。這不再是加密產業對抗華盛頓監管者的老套劇情,而是一場發生在產業內部的內戰。
為什麼 Coinbase 會被其他人孤立?
答案很簡單,因為幾乎所有其他主要參與者,都是基於自身的商業利益與生存哲學,判斷這部並不完美的法案是現階段最佳選擇。
首先是 a16z。作為矽谷最具聲望的加密投資機構,a16z 的投資組合幾乎涵蓋加密所有賽道。對他們而言,最致命的並非某項具體條款的嚴苛,而是持續的監管不確定性。
一個明確的法律框架,即使有瑕疵,也能為他們投資的整個生態系統提供成長土壤。克里斯·迪克森的立場代表了投資者的共識,在他們眼中,監管確定性比完美的法案更重要。
其次是交易所 Kraken。作為 Coinbase 最直接的競爭對手之一,Kraken 正積極籌備 IPO。
來自國會的監管背書,將大幅提升其在公開市場的估值。相較之下,法案中對穩定幣收益的限制對 Kraken 的財務影響遠小於 Coinbase。以可控的短期業務損失,換取上市的長期巨大利益,對 Kraken 而言是毫不猶豫的選擇。
再看支付巨頭 Ripple。其執行長布拉德·加林豪斯只用六個字總結立場:「明確勝過混亂」(clarity beats chaos)。這背後是 Ripple 與 SEC 長達數年、耗資數億美元的法律訴訟。
對一家被監管折磨得筋疲力盡的公司來說,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是勝利。即使法案不完美,也遠勝於在法庭上無止盡地消耗。
最後是倡議組織 Coin Center。作為非營利組織,他們的立場最不受商業利益驅動。多年來,他們的核心訴求是確保軟體開發者不會被錯誤歸類為「貨幣傳輸者」而遭受過度監管。
這部法案完整納入了他們倡議的《區塊鏈監管確定性法案》(BRCA),從法律層面保障了開發者。核心目標達成,其他細節便可妥協。他們的支持代表了產業「原教旨主義者」的認可。
當創投、交易所、支付公司、倡議組織都站在同一陣線時,Coinbase 的立場就顯得格外突出。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整個產業都看到了前進的道路,Coinbase 究竟看到了什麼,以至於不惜引發產業分裂,也要阻止這一切?
答案藏在 Coinbase 的財報裡,這是一個價值 14 億美元的缺口。
要理解阿姆斯特朗掀桌子的行動,必須先理解 Coinbase 的生存焦慮。長期以來,Coinbase 很大一部分收入依賴加密貨幣交易手續費。
這種模式的脆弱性在加密寒冬中暴露無遺,牛市時賺得盆滿缽滿,熊市時則收入驟減,甚至出現季度虧損。公司必須尋找新的、更穩定的收入來源。

穩定幣收益,就是 Coinbase 找到的第二成長曲線。
其商業模式並不複雜,用戶在 Coinbase 平台持有與美元 1:1 掛鉤的穩定幣 USDC,Coinbase 則將這些沉澱資金透過 DeFi 協議(如 Morpho)借貸出去,賺取利息,再將部分收益以獎勵形式回饋給用戶。根據 Coinbase 官網資料,普通用戶可獲得 3.5% 年化收益,付費會員的收益率可達 4.5%。
據 Coinbase 發布的 2025 年第三季財報,其「利息及融資收入」高達 3.55 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穩定幣業務。據此推算,這項業務在 2025 年為 Coinbase 貢獻約 14 億美元收入,佔其總收入比重愈來愈高。於交易量低迷的熊市,這筆穩定且可觀的現金流就是 Coinbase 的救命稻草。
而 CLARITY Act 中的一項新增條款,精準打擊到 Coinbase 的命門。該條款規定,穩定幣發行方或關聯方,不得為用戶的「靜態持有」(Static Holdings)支付收益,但允許為「活動與交易」(Activities and Transactions)支付收益。
這意味著用戶僅將 USDC 存在 Coinbase 帳戶裡領利息的行為將被禁止。這對 Coinbase 是致命打擊,若法案通過,這 14 億美元收入可能大幅縮水甚至歸零。
此外,阿姆斯特朗在社群媒體上列出的種種問題更像是市場結構層面的爭奪:草案將變相卡死代幣化股票/證券的路徑,對 DeFi 設下更難跨越的門檻,使監管更容易觸及用戶金融資料,同時削弱 CFTC 在現貨市場的角色。
穩定幣收益禁令只是其中最直接、也最能立刻刺傷 Coinbase 的那一刀。
利益不同,選擇自然不同。
Kraken 的穩定幣業務規模遠小於 Coinbase,可用短期損失換取 IPO 的長期價值;Ripple 的核心在於支付,監管明確性高於一切;a16z 的棋盤是整個生態,單一項目的得失無礙大局。Coinbase 看到的是懸崖,其他公司看到的是橋樑。
然而,這場博弈還有第三方:傳統銀行業。
美國銀行家協會(ABA)和銀行政策研究所(BPI)認為,允許穩定幣支付收益,將導致數兆美元存款從傳統銀行體系流失,對成千上萬的社區銀行構成生存威脅。
早在 2025 年 7 月,穩定幣天才法案已經通過,其中明確允許穩定幣的「第三方與關聯方」支付收益,為 Coinbase 的模式留下法律空間。但在那之後的 7 個月裡,銀行業展開強力遊說,最終成功在 CLARITY Act 中加入「靜態持有」禁令。
銀行並不在意 3.5% 的收益率,而是失去存款定價權。當用戶能夠自由選擇將資金存放在銀行或加密平台時,銀行數十年的低息壟斷就此終結,這才是衝突的本質。
那麼,面對如此複雜的利益博弈,為何只有阿姆斯特朗選擇最果斷的方式?
這不僅是商業利益的衝突,更是兩種截然不同生存哲學的碰撞。一種是矽谷式的理想主義與不妥協,另一種是華盛頓式的實用主義與漸進改良。
布萊恩·阿姆斯特朗代表前者。他並非首次與監管者公開對抗,早在 2023 年,當 SEC 起訴 Coinbase 非法經營證券交易所時,阿姆斯特朗就公開批評 SEC「立場不一致」,並透露 Coinbase 曾與監管機構進行超過 30 次會議,反覆要求明確規則卻始終未果。
他的立場始終如一:支持監管,但堅決反對「糟糕的監管」。在他看來,接受一部有根本性缺陷的法案,比暫時沒有法案更危險。因為法律一旦制定,未來再想修改將難如登天。為了短期確定性而接受一部扼殺核心商業模式的法案,無異於飲鴆止渴。
阿姆斯特朗的邏輯是,現在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對抗,雖然痛苦,但保留了爭取更好規則的可能性。如果現在妥協,就等於永久放棄穩定幣收益這塊陣地。在這場攸關公司未來的戰爭中,妥協就是投降。
而加密產業其他領袖,則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實用主義哲學。他們深諳華盛頓的遊戲規則,立法是妥協的藝術,完美是優秀的敵人。
Kraken 執行長塞西認為,重要的是先建立法律框架,讓產業擁有合法社會地位,然後再透過持續遊說與參與,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先求生存,再求發展。
Ripple 執行長加林豪斯更是將確定性置於一切之上。多年的訴訟讓他明白,在法律泥淖中掙扎,對公司是巨大消耗。一個不完美的和平,遠勝於一場完美的戰爭。
a16z 的迪克森則從全球競爭的戰略高度出發,認為美國若因內部爭吵而延誤立法,只會將全球金融創新的中心地位拱手讓給新加坡、杜拜或香港。
阿姆斯特朗還在用矽谷的方式打華盛頓的仗,而其他人已經學會了華盛頓的語言。
一種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原則堅守,另一種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現實考量。哪一種更高明?在時間給出答案前,沒有人能下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種選擇都有沉重代價。
這場由 Coinbase 點燃的內戰,真正的代價是什麼?
首先,它造成加密產業在政治上的分裂。
根據 Politico 報導,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蒂姆·斯科特(Tim Scott)推遲投票的決定,是在 Coinbase 臨陣倒戈以及法案在兩黨議員中支持票數尚不確定時做出的。Coinbase 的舉動雖非唯一原因,但無疑是讓整個努力陷入混亂的關鍵因素。
若法案最終因此流產,其他公司或許會將部分責任歸咎於 Coinbase,認為其為了一己私利,影響了整個產業進程。
更嚴重的是,這場公開內訌,極大削弱了加密產業在華盛頓的集體議價能力。
當立法者看到產業內部無法形成統一聲音時,他們會感到困惑與沮喪。一個分裂的產業,在強大的傳統金融遊說集團面前,將不堪一擊。
其次,它暴露了數位時代監管的困境。
CLARITY Act 試圖在鼓勵創新與防範風險之間取得平衡,但這個平衡點幾乎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對 Coinbase 來說,法案限制過嚴;對傳統銀行而言,法案過於寬鬆;對其他加密公司來說,法案或許剛剛好。
監管的困境在於,它試圖為永不滿足的欲望劃定界線。每一次規則落地都只是下一次博弈的開始。
但最重要的代價,是這場內戰動搖了加密產業的根基。
加密產業究竟是什麼?是一場關於去中心化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實驗,還是一門關於資產增值與財富創造的生意?是對現有金融體系的革命,還是其補充與改良?
阿姆斯特朗的決絕,與產業其他人的妥協,共同勾勒出產業當下的真實面貌:一個在理想與現實、革命與商業之間不斷搖擺的矛盾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