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平衡”与“商业的活力”：分散化社会中的两难困境解决方案

推动区块链和Web3发展的思想家们正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进步与权力集中所引发的弊端之间的两难。

现代社会面临的三大力量

在我们的时代，有三股主要势力支配着社会。一是庞大的政府权力，二是不断扩大的企业，三是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的失控。

政府的强制力对个人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历史上，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一直在应对这个“驯服利维坦”的课题。法治、三权分立、普通法的传统——这些都是在维护秩序的同时防止权力滥用的机制。

关于企业，也存在类似的担忧。然而，这里的问题更为复杂。企业并不一定是“邪恶”的，相反，它们是以最大化利益为唯一目标的存在。通过这种优化，企业在规模扩大时，逐渐与社会整体利益背离。曾经充满创业精神的产业，也随着时间变得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电子游戏行业、预测市场，甚至加密资产行业都未能幸免于此。

市民社会也存在潜在的危险。独立机构、慈善团体、像维基百科这样的项目，本应体现多样性。然而，历史上，当市民社会过度组织化，集中于单一目标和领导者时，就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或太平天国运动那样的极端情况。

规模经济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集中

理解21世纪的这一课题，必须避不开“规模经济”这一现象。过去，地理距离和通信成本自然限制了权力的集中。然而，现在，这种自然的制动机制已不再起作用。

互联网通信使思想的传播前所未有地扩大。同时，“控制权的分散”大大倒退。自动化技术和云计算使少数企业能够管理庞大的资源。专有软件和硬件的普及，使得曾经通过“逆向工程”实现的知识民主化变得困难。

结果，规模经济的效果正以加速度增强。早期微小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大成压倒性的差距。

“扩散”策略的强制推行

面对这一危机，更加主动推动“扩散”变得必要。从政府政策到私人技术实施，多个层面都可以采取措施。

政策层面的干预

欧盟强制USB-C标准化、美国禁止竞争限制协议，都是推动技术扩散的典范。让员工在其他企业中应用所学技能和知识，能让创新的利益更广泛地分散到社会。

Copyleft许可证（如GPL协议）也具有相同的导向。基于开源代码的开发，强制保持开源形式，防止知识垄断。

更进一步的构想是，根据产品的“专有化程度”征税。例如“知识产权港税”制度，促使所有者高效回馈技术给社会。

技术层面的反抗性互操作性

科幻作家科里·多克特乌提出的“对抗性互操作性”，意味着在未获得现有平台许可的情况下，开发新服务并连接到现有系统。

具体包括：

• 社交媒体的替代客户端：用户可以在不同平台上浏览内容，自由选择过滤方式
• 浏览器扩展：广告屏蔽器、AI生成内容检测工具等，绕过平台的价值收获机制
• 非中心化的法币与加密资产交易所：降低金融系统的单点故障风险

在当今，许多价值在用户界面层面被创造，开发不依赖平台的替代界面，成为实现真正权力分散的关键。

多样性共生

格伦·韦尔和奥黛丽·坦提出的“多样性”理念，旨在创造一个不同意见和目标主体能更好合作的环境。开源社区和国家联盟，基于这一原则，既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又避免了对单一主体的权力集中。

慈善与权力平衡的关系

慈善活动在权力平衡策略中占据特殊位置。市场不为公共财提供资金。政府不投资“不成为精英共识”或“受益者仅限于单一国家”的项目。由此，富裕个人的慈善成为弥补的方式。

但需注意，慈善只有在作为对抗政府的“制衡力量”时才有价值。如果慈善取代政府、掌握权力，那只会加速权力集中。

近年来，硅谷出现了向这一危险方向演变的趋势。科技领袖们不再信奉自由主义的“退出机制”，而是试图直接引导政府向自己偏好方向发展。这是权力平衡一边倒的警示信号。

D/acc：防御性分散的路径

“脆弱世界假说”提出的问题十分严重。随着技术进步，可能出现更多主体，给全人类带来灾难性危害。一些学者认为，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是唯一解决方案，但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

D/acc（防御性加速主义）意味着以与攻击性技术相同的速度发展防御技术。关键在于，这些防御技术必须是开放的、普遍的，人人都能获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人们因“安全焦虑”而寻求权力集中心理需求。

新的伦理观：拥有权力但不支配

传统的道德观提出了两个极端。奴隶道德不允许“变得更强”，而主人道德则强调“必须变得更强”。

但基于权力平衡的包容性伦理，暗示了另一条道路：“你不被允许形成霸权，但应积极产生影响，赋予他人力量”。

这重新诠释了“授权的权利”与“支配权”的二分法。实现路径有两条：一是对外部世界保持高度“扩散性”，二是在设计系统时，最小化“作为权力杠杆的潜在用途”。

实践案例：Lido的去中心化模型

以太坊生态中的Lido，是这一原则的良好实践例子。目前，Lido管理的ETH质押量占全网约24%，但相较其他具有类似集中度的主体，社会担忧较低。

原因在于，Lido不是单一主体，而是拥有去中心化的DAO结构，拥有数十个节点运营商，并采用“双重治理”制度。ETH质押者拥有对重要决策的否决权。

以太坊社区明确表示，即使有这些保障措施，Lido也不应垄断全部质押量。这种谨慎反映了对权力集中风险的持续警觉。

结论：商业活力与去中心化的双赢

未来的项目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设计，更要明确“去中心化模型”的构想。也就是说，必须问自己：如何避免成为权力集中节点，以及如何应对“掌握权力带来的风险”。

去中心化在某些领域较为容易。例如，开放协议（TCP、IP、HTTP等）的普及，几乎无人担忧。但在特定应用领域，去中心化极为困难。在需要“决策能力”的场景中，既要保持“灵活性优势”，又要避免“权力集中弊端”，将是未来长时间的重要课题。

商业活力与权力平衡，并非水火不容，而是通过合理设计的制度，实现二者的共生，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