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許倩、段澤宇
引言 | 當新興業態遭遇傳統刑法
近兩年，虛擬貨幣、NFT、數字藏品相關案件，已從早期的行政合規風險，逐步演變為刑事風險高發領域。
在實踐中，大量案件在立案初期即被直接定性為「詐騙」。但隨著案件進入證據審查與構成要件分析階段，往往會發現：表象之下，仍存在較大的辯護空間。
本文以曼昆律師事務所辦理的一起 NFT 數字藏品平台涉刑案件為樣本，系統復盤案件從定性爭議、證據拆解到最終取得不起訴決定的過程，並提煉其中可復用、可遷移的實務方法論，供法律同仁參考。
案件定性之辯：是「詐騙」，還是「宣傳失控」？
（一）基本事實：一次失敗的行銷，觸發刑事立案
2022 年，某數字藏品平台為提升銷量，推出行銷活動並對外宣傳稱：
「藏品銷售收入將進入獎池並按規則分配，獎池金額預計不低於 100 萬元。」
活動結束後，受市場環境變化及銷售不及預期影響，實際可分配獎池金額僅為數萬元。部分投入較多的用戶認為平台存在欺騙行為，繼而集中投訴舉報。
公安機關介入後，以涉嫌詐騙罪立案偵查。
（二）律師的初步判斷：三個區別於典型詐騙的關鍵信號
在系統閱卷與事實梳理後，律師團隊迅速提煉出本案與傳統詐騙案件明顯不同的三點特徵：
商業行為真實存在
平台並非空殼運作，數字藏品來源合法、真實發行、可交易，且平台在案發前後均保持實際運營狀態。
宣傳用語存在模糊，但並未虛構項目本身
宣傳中使用了「預計」等具有未來性、預期性的表述，但未捏造不存在的項目、規則或收益模式。
結果嚴重，但更像商業冒進而非非法佔有
用戶損失客觀存在，但結合整體行為模式，行為人的主觀狀態更接近對市場判斷過於樂觀，而非以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為目的。
基於上述判斷，律師團隊對案件作出核心定性結論：
本案更接近「宣傳失控型風險」，而非「詐騙型犯罪」。
這一判斷，成為後續全部辯護工作的起點和邏輯基石。
辯護核心：不糾纏「結果」，而是拆解「構成要件」
在涉虛擬貨幣、數字藏品類案件中，辯護容易陷入圍繞「是否騙錢」的情緒化爭論。但在刑事審查邏輯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並非結果本身，而是構成要件是否被證據完整證明。
基於這一認識，律師團隊將全部工作聚焦於以下三個法律問題——
這也是我們在同類案件中反覆使用的一套「核心拆解路徑」。
（一）是否存在「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辯護焦點
涉案資金是否被非法佔有、轉移或個人處分？
證據組織路徑
調取並展示平台長達一年的真實運營記錄，包括人力、技術、伺服器等持續性投入；
提供完整的公司帳戶資金流水，證明銷售收入主要用於平台經營，未出現個人揮霍、抽逃、隱匿資金情形；
呈現活動結束後平台仍在推進後續運營及用戶溝通、補償方案的客觀事實。
結論
全部客觀行為均指向「持續經營目的」，而非「非法佔有目的」。
這一步，直接動搖了詐騙罪成立的根基。
（二）是否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
辯護焦點
「預計不低於 100 萬元」，究竟是虛假承諾，還是商業預期表達？
證據組織路徑
調取平台前期市場分析資料，證明「100 萬元」系基於當時市場熱度作出的預測，並非憑空編造；
對比同期行業內類似行銷活動，說明「預計」表述在行業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強調現有證據無法證明負責人在宣傳時，明知該金額絕無實現可能。
結論
該行為更符合誇大宣傳或民事、行政層面的不當宣傳情形，尚未達到刑事詐騙所要求的「虛構根本不存在事實」的證明標準。
（三）用戶損失，是否直接由「欺騙行為」所致？
辯護焦點
用戶購買藏品，是因陷入錯誤認識，還是基於對藏品價值及市場風險的綜合判斷？
證據組織路徑
指出用戶協議中已明確提示數字藏品價格波動及市場風險；
展示部分用戶在活動後期、獎池金額明顯不足時仍繼續參與交易的事實，反映投機因素的存在；
論證市場行情急劇變化，是損失形成的重要外部原因。
結論
難以建立完整的刑法因果鏈條：
「欺騙行為 → 錯誤認識 → 財產處分 → 非法佔有」。
用戶損失系多重商業與市場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延伸思考】刑事詐騙、行政違法與民事欺騙的邊界
本案的實質爭議，落點在刑法謙抑性原則的適用。律師的核心工作，是完成一次精準的「法律定性遷移」：
刑事詐騙：以非法佔有為目的，虛構根本性事實；
行政違法（虛假宣傳）：為促成交易進行誇大、誤導性表述；
民事欺騙：使相對方陷入錯誤認識的不實陳述。
成功的刑事辯護，往往不是否認問題，而是把問題放回應當適用的法律軌道。
黃金階段與致勝動作：審查起訴階段的方法論
（一）為何說審查起訴階段是「黃金窗口」？
律師介入時，案件已移送檢察院。此階段具有三個顯著優勢：
偵查卷宗已基本固定，可全面評估證據結構；
檢察官尚在獨立審查、形成心證階段；
案件定性仍存在實質調整空間。
律師的核心價值在於：提供一套不同於《起訴意見書》的、邏輯自洽的案件分析框架。
（二）戰術重心：重構證據評價順序
閱卷後發現，偵查機關存在「重結果、輕動機；重言詞、輕客觀」的傾向。
據此，辯護策略轉向對證據結構的系統重組：
優先論證主觀目的是否成立；
以資金流水、運營記錄等客觀證據，對抗「感覺被骗」的言詞證據；
最後再評價損失結果，並將其置於市場環境背景下解讀。
這一調整，本質上是在引導檢察官用另一套邏輯重新「計算」案件。
（三）關鍵工具：一份「可直接被採納」的不起訴意見書
本案提交的《不起訴法律意見書》，其價值不在於篇幅，而在於寫作思路：
每一處事實指控，均對應明確證據頁碼；
每一個法律結論，均回歸構成要件分析；
每一個行業爭議點，均提供「非刑事化」的解決路徑。
這份意見書的目標，並非單純說服，而是降低檢察官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判斷成本。
（四）風險閉環：不起訴之後的延伸處理
不起訴並非終點。律師團隊同步協助客戶完成風險延伸管理：
行政層面：就宣傳用語問題，提前準備整改方案與申辯思路；
民事層面：制定分級用戶溝通與補償預案，避免矛盾外溢為群體性訴訟。
真正有效的風險化解，應當實現：刑事阻斷、行政緩和、民事消化。
案件結果：在兩次退侦後走向不起訴
在持續、專業的溝通下，本案先後兩次被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
「退侦」本身，已表明原有定性和證據結構難以支撐起訴。
最終，檢察機關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75 條第四款，以「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為由，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
給法律同仁的三點核心啟示
新興領域案件，本質是「定性之戰」
律師要爭奪的，是案件被放入哪一個法律敘事框架。
構成要件是最清晰的作戰地圖
與其糾纏事實情緒，不如圍繞構成要件組織證據。
審查起訴階段，是影響案件走向的中樞戰場
一份站在檢察官視角撰寫的高質量法律意見書，往往是決定性因素。
